文人是可嘉奖的，因为他虚心，知道上进，并不拿身分，并不安本分。真的，文人对于自己，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；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，并且不惜费话、费力、费时、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，不满意做文人。在这个年头儿，这还算不得识时物的俊杰么？

所谓文人也者，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、著书、写文章的人说。但是，在事实上，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、散文quot;的缩写，洽对得过文人两字。这样简洁混成的名词，不该让老妈子、小丫头、包车夫们专有。并且，这个名词还有两个好处。第一，它充满了民主的平等精神，专家顾问跟听差仆役们共顶一个头衔，站在一条线上。第二，它不违背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：美国有位总统听说自称为"国民公仆"，就是大家使唤得的用人；罗马教皇自谦为"奴才的奴才"或"用人的用人"(Servus servorum)；法国大革命时，党人都赶着仆人叫"用人兄弟"(Ｆｒèｒｅｓ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)；总统等于君，教皇(Pope)等于父(Papa)，在欧美都和用人连带称呼，中国当然效法。

用人瞧不起文人，自古以然，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。例如《汉高祖本记》载帝不好文学，《陆贾列传》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："乃公马上得天下，安事诗书？"直捷痛快，名言至理，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。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，千言万语，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。"居马上"那两句，在抗战时期读来，更觉得亲切有味。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里排斥诗人文人，哪有这样斩截雄壮的口气？柏拉图富有诗情，汉高祖曾发诗兴，吟过《大风歌》，他们两位尚且鄙弃词章，更何况那些庸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。戈蒂埃（Theophile Gautier)在《奇人志》(Les Grotesques)里曾说，商人财主，常害奇病，名曰"畏诗症"(Po sophobie)。病原如是：财主偶尔打开儿子的书桌抽屉，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，既非簿记，又非账目，每行第一字大写，末一字不到底，细加研究，知是诗稿，因此怒冲脑顶，气破胸脯，深恨家门不幸，出此不肖逆子，神经顿成变态。其时此症不但来源奇特，并且富有传染性；每到这个年头儿，竟能跟夏天的霍乱、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。药方呢，听说也有一个：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，化灰吞服。据云只要如法炮制，自然胸中气消，眼中钉拔，而且从此国强民泰，政治修明，武运昌盛！至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，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大刊物上发表，人人熟读，不必赘述。

文学必须毁灭，而文人却不妨奖励--奖励他们不要作文人。蒲伯(Pope)出口成章(Lisp in numbers),白居易生识之无，此类不可救药的先天文人毕竟是少数。至于一般文人，老实说，对于文学praceche mit Eckermann)里大发牢骚，说不是军士，未到前线，怎能坐在书房里呐喊做战歌。(Kriegslieder schreiben und in Zimmer siteenl)。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，能谈战略，能做政论，能上条陈，再不然能自认导师，劝告民众。这样多才多艺的人，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。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，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，别干营生。

雪莱在《诗的辩护》里说文人是"人类的立法者"(legislator)，卡莱尔在《英雄崇拜论》里说文人算得上"英雄"。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只想充当英雄，希望变成立法者或其他。竟自称是英雄或立法者，不免夸大狂；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，那就是有志上进了。有志上进是该嘉奖的。有志上进，表示对于现实地位的不满足和羞耻。知耻近乎勇。勇是该鼓励的，何况在这个时期？

要而言之：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--奖励他们不做文人，不搞文学。